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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战略方向选择和近期目标导向研究
来源:《大连统一战线》 发布时间:2018/8/15 9:18:06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城市日益成为各民族人口交往交流和碰撞摩擦的焦点地带,也使得城市成为影响民族关系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入状况,不仅关乎到他们本身在城市能否立足与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城市的稳定与繁荣。近年来,民族问题的现实使人愈发地认识到,构建支持民族交往融合的条件和环境,对于改善城市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促进城市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而这也离不开相关成熟理论的指导。从已有研究来看,在族际交往因素对于促进民族关系方面,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尤其对于西方在族群交往领域中的一些较为成熟的理论关注得不够,这极易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产生混乱和困难。同时,新时期下党和政府倡导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又是一个非常富于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概念,将此概念与当下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以及西方成熟的相关理论体系相结合,进一步阐释如何构建“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而明确城市少数民族工作战略方向选择和近期目标导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现阶段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背景

一是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中。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迁移。三是现代城市面临着“共同体”意义上的危机,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凸显。由此可见,现阶段城市民族工作的背景十分复杂,党和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应当考虑到上述这些方面的因素。并且,现阶段中国城市的民族问题已经显露出一些与之前不同的特点,在城镇化趋势势不可挡以及市场经济深度嵌入城市的条件下,资源竞争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不同族群的互动模式,这也必然会产生一种政策“倒逼”机制,推动相关制度的调整与变革。

二、社会分割、心理疏离与逆向歧视:我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困境

(一)经济困境:身份区隔与职业区隔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少数民族向城市流动迁移,这些城市中外来的流动人口和移民相对于城市中的原来的居民而言,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体制结构位置、社会网络联系等,处于劣势地位。在城市社会中,往往会出现分属于“本地人”和“外来者”“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和移民往往被区分为“外来者”,而且往往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选择一些“脏、危险、待遇低、没面子......”的工作岗位。因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享有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参与社区事务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身份和职业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显示了城市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社会分割困境。

(二)制度困境:城乡二元体制与逆向歧视

在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制度性因素中,最为根本的制度性障碍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制度作为一个内容包罗丰富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所涉及的利益与权利分配,深刻地影响着进城少数民族的生活和融入状态。客观而言,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村人口无节制地涌入城市,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户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屏蔽在城市社会资源之外,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进程。 

在制度的实践层面上,我国政府在实行以“积极干预”为主的民族政策理念,即政府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事务和工作中。而与此对应的“消极干预”是指,国家只是为这种行动提供必要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国家把自己的干预限制在一个只干预负面行为的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的公共政策中往往采取消极干预的模式。与积极干预类型的民族政策相比,消极干预政策的关注点和落脚点在于弥补群际认同差异而可能导致的社会裂痕,在制度上为促进社会成员互相接纳提供基础性的条件和环境,同时避免因积极干预所可能造成的对群族身份和群族认同的过度强化,即避免无限放大“少数民族身份”的特殊性,从而造成一种“逆向歧视”的后果。另外,如果国家单纯强调善意的感召力,忽视法律的平等性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的一致性,会使得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的“优越意识”增强,使其无原则地利用国家认可的特殊身份,不合理乃至非法获取“特殊利益”。

在民族政策实际制定的实践中,对于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的界限往往是含混不清的,尤其在群族跨文化、异质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民族环境中,欲避免“逆向歧视”的制度困境,就必须对两者的界限进行适度把握。

(三)文化困境:文化震惊与心理疏离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也钳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移民在城市中的流动迁移经历,往往使他们经历了一个与流出地迥然相异的社会环境,这种异质性环境的冲击给他们心理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惊”,他们对外部社会环境的认知和价值观念发生重大改变,他们在城市生存所必须的工具理性思维(如法律意识)与克服乡村礼俗社会意义上的习俗与情感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对时间、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人际互动模式等方面都在发生着认知上的变化与重塑。同时,这种“文化震惊”的经历,使他们对于自己流出地的反观产生一种再认知的印象,这种“再认知”印象也会触发一种对于他们的流出地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可见,乡村中的“落后与不发达不只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象的统计数字,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另外,城市部分户籍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怀有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落后、野蛮、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这使得两个群体之间处于一种主动交往上的隔离与断裂状态”。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与刻板印象,直接阻碍了城市生活中进一步的群际接触,也加剧了城市少数民族的心理疏离感。

因此,如何防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身份隔离、心理隔离和文化隔离等演变为社会隔离基础之上的群体冲突,值得引起相关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保持相当关注。

三、促进城市少数民族关系的改善——群际接触理论的视角

(一)群际接触理论概述。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作为解决群际冲突问题而发展出来并逐渐得到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该理论主要集中关注群际之间的接触交往对于改善群际关系的影响和机制,被公认为是改善群际关系最为有效的理论之一。群际接触理论对于改善群际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二是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作为群际接触理论的创始人,奥尔波特提出了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问题。他指出,群际接触是一个基于特定情境下的不断变化的现象,分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他将促成积极接触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最优条件(Optimal conditions):平等地位,即互相接触的不同群体成员须保持平等的正向态度;共同目标,即设立接触双方都须通过积极努力才能达成的某一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即在达成共同目标过程中,接触双方处于合作而非对立状态;制度支持,即政策、法律乃至道德规范等外在环境对群际接触予以支持。并且,奥尔波特认为群际接触产生积极效果依赖于上述四个最优条件的支持和满足。事实上,群际接触理论由一种假设进化为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主要得益于他的两个方面的洞见:首先,他认为群际冲突的产生本质上是由于现实与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相违背,是群际接触的条件而非群际接触本身导致了群际冲突的产生;其次,群际接触与群际关系之间是极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相对于群际接触本身,更加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应是群际接触的环境和条件。

另外,关于群际接触的主要作用机制,美国学者佩蒂格鲁(Pettigrew T.F.)将其总结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个方面。美国学者多维迪奥(Dovidio J. F.)将群际了解发挥作用的过程作出如下细分:其一,人们更有可能用更加个体化的方式去审视他者,并与外群体成员建立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联;其二,减少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认同感;其三,获得历史背景和文化敏感性,从而增强跨文化理解的意愿和能力。有学者研究发现,与那些缺乏群际交往的白人相比,有过跨种族接触的白人在群际交往过程中显示出更少的心理紧张状况以及自我报告焦虑感,而且更加容易产生共情。显然,全面理解群际接触理论,并探索其对改善群际关系的作用机制,对于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族群理论不包括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其关于族群的理论探讨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族群交往与融合理论,而对于中国、印度这些文明古国的族群理论几乎没有涉及。所以,为了提高群际接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力,就必须结合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而对作为“舶来品”的群际接触理论进行改进和完善。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借鉴群际接触的四个最优条件,结合当下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与实际情况,构建一个改善我国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理论框架。

(二)群际接触理论导向下,改善城市民族关系的民族工作维度及其阐释

基于群际接触理论的四个最优化条件,结合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我们将群际接触理论的四个最优条件进行操作化,作为沟通理论世界与经验生活的桥梁,在经验生活的层面展开如下图(见图1):

1.平等地位:维持良性和谐群际关系的基础。奥尔波特主张,如果群体在地位和权力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不同,那么在群体之间展开广泛的接触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见,城市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是维持良性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和必要条件,因此,在城市民族工作中,保持各个民族的平等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平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对此,民族社会学家马戎认为,对于民族平等的讨论与思考,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要在性质上区分开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第二,族群之间的“平等”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如政治、法律、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第三,要注意分辨族群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和族群之间“结构性”的平等,两者是不能混淆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达到民族平等的途径主要在于两个重要方面:第一,通过完善政府立法实现各族群在法律上的平等;第二,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并且需要将消除“族群分层”作为实现“事实上平等”的核心问题。

2.共同目标:建立“民族国家”下的多元认同意识。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在群集接触的过程中,缺少一个共同目标在场所提供的刺激,群际互动就不太可能产生认知和态度上的巨大改变,共同目标在群际接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站在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的角度上,在我国的城市民族工作中,如何确立一个共同目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民族国家”,即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的根本来源。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政体的一种形式,它发源于近代西方的国家建构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事实上,原有的族群意识与国家意识二者互相形塑,已经呈现出同构的特点。因而,关于民族认同问题的考察,即族群认同的建立与维持必须置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内。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民族内部的认同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正如政治实体中操纵了权力的人会求助于国家观念一样,民族群体内的成员会凭借着其自身的独特性而有权享用共同体中被视为“文化财富”的某些产物,以加深对于共同体的认知。

现代社会中的都市群落具有异质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而建立一个具有族群超越性的共同价值观(或共同目标),从而达到“社会成员对自己群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的状态,以这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来保证城市各个民族的群体稳定性和凝聚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共同目标体现在现阶段的中国,具体可以包括如下几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社区稳定和谐的目标等。

3.群际合作:群际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克服歧视与偏见。奥尔波特认为,群际之间的接触需要涉及到某些合作性的活动,并且应当是长时间的和积极性的,而非不经意的或者偶然的。在其《偏见的本质》一书中,阐述了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Sherif,1961)很早就认识到群体之间功能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群体之间的竞争会产生偏见和歧视,而群体间的成功合作能够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和歧视。奥尔波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群际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群际竞争导致了群际之间的威胁和恐惧,是偏见和歧视的主要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融合也同样离不开群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存在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场景:如,公共突发事件的共同应对、日程生活中的市场买卖活动、社区邻里的互助行为、各个领域内部的生产合作行为等等。

4.制度支持:政策干预可以改善群际关系。奥尔波特主张,应当有正式的和制度性的框架以支持群际融合的新政策,比如,美国平等机会委员会或种族关系特别法庭的成立,确实帮助创造了一种可以尝试更宽容政策的社会氛围。并且,他认为,在地位平等和共同目标及其他条件的限定下,制度性的政策干预可能都会有效地减少偏见和改善关系。这种制度性的政策干预包括确定融合性的住宅方案、废除歧视和隔离主义雇佣惯例、引进合理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教育和公共设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际接触理论的制度支持条件在于,通过各种政策性的干预(制度设计),使得群体在实践中实质性地消除对外群体的无知与偏见,尤其是那些想象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并且营造一种利于改善群际关系导向的新的情境。

现实层面而言,政府出台的各种民族政策、尤其是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福利保障性的方针与政策,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和政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改善与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在广义上,这种制度性的支持可以是来自于社会传统方面的支持、社会道德与规范的支持、官方政策的支持以及来自于政府颁布的政策和相关法律的支持等。

四、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政策建议

群际接触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城市民族的关系必须从改善群际接触条件入手,而非仅仅关注群际接触本身。但事实上,我国长期囿于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四维框架来思考民族问题和开展民族工作,对于民族问题发生、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则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缺乏整体统一性思维的割裂式的实践过程不断挤压和撕裂着社会结构。因此,在今后的城市民族工作的战略问题上,党和国家应当树立多领域兼顾的“视域融合”性观念,并立足于理论的前沿和实际工作的复杂性实践过程来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因此,我们认为,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必须坚持“两个端点,双向视角,多重维度,理论导向,留有余地,社区为基”的原则,具体而言:

第一,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政策制定与具体管理均需要考虑到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端点,双方需要信息互通工作,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指导下协同治理。因此,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必须树立统筹“两个端点”的意识。

第二,近期中央会议文件使用了一系列的“相互”来阐释如何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因此做好城市民族工作需要坚持双向视角,多重维度的工作原则。“相互”表明了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建构以各民族的主体意识为基础,发挥各民族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同时强调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不以任何民族为主体的多向构建模式。

 第三,做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需要留有余地。我们知道,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即民族发展有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外,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民族的特征,特别是语言、习俗和心理结构等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这些民族特征的变化也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所以,是由总体量变和部分质变渐进发展的历史性过程。这种量变的积累的过程,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相协调一致的。 

由于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局限,我国当下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公共服务政策制度存在差异等现实困境,以及少数民族的城市融入进程本身也具有自身的规律。因此,党和政府需认识到城市少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过程,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兼顾长期战略导向与当下工作目标落实,尊重城市民族融合的进程规律,适当留有余地,在发挥制度性的政策规制作用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一些非制度性的积极因素发挥作用的弹性空间。另外,制度本身的“逆向歧视”效应,也要求政府采取适度的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相结合的弹性的民族工作政策。

第四,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坚持社区为基本。城市社区又是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最基础的落脚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业、居住和其他各项活动的空间都离不开社区,同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群体了解城市、适应城市、融入城市的切入点也在社区。因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基本重心在社区。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本文获2017年辽宁省统战理论研究创新成果一等奖,刊文有删减。)